和儿子掰腕子，因为肩部和腰部的疼痛，吴树梁使不上力气，赢不了儿子。但这是一天中吴树梁唯一一次露出笑容。
深圳户口是吴树梁延续生命的惟一动力——作为外来人口，他幸运地落下了深圳户口。只要他再努力多活一年，妻子的户口便能落在深圳。这是个小人物的悲壮故事：生命伟大，生命又如此渺小。这又是一个属于时代的特殊悲剧：对千千万万奔向大城市谋生的外地人来说，户口之殇，猛于绝症。
活着
对吴树梁而言，活着就是一种煎熬。
“你不要总打手机了，我真的很不舒服。”面对媒体不断打来的电话，他语速迟缓，声音中流露出焦躁和痛苦。
每次接电话，吴树梁都要拼命直起腰。挂断电话后，他便会仔细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钟——若按秒针计算，他的生命还“需要”再坚持三千多万秒，才能给妻子换来深圳户口。
深圳龙岗中心医院的普外科病房空间局促。但为了缓解蚀骨的刺痛，他没有躺在床上，佝着身体仰靠在床边的折叠椅上。如今的吴树梁，眼眶深陷、头发稀疏、双腿肿胀，腹部肿胀出青紫色。他不时敞开病服，用电吹风来回热敷左胸口——癌细胞转移，“咬断了”他左侧第三根肋骨。
他太累了，余生的每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
2012年，吴树梁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断言，他还剩3个月生命。然而，30个月过去，历经11次化疗、40次放疗和6次生物治疗，瘦了60斤的吴树梁奇迹般活了下来。
经过近10天的努力，吴树梁终于可以进食。图为妻子喂他吃水果，而他手中的电吹风，是为缓解身上的疼痛
4月中旬，吴树梁为妻户口疯狂续命的故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后的几天里，病房里每天都有各怀心事的探访者。吴树梁也因此看尽世间冷暖。
至少有七八家医疗机构的代表找上门来。某藏药代表声称师父是位德高望重的“活佛”。他留下几包灰白色的药粉，嘱咐一天一包，可以止痛。他还建议吴树梁入教，“在痛苦之际通过信仰来平复心境”。然而，“信仰”只起到两小时的效果，疼痛便卷土重来。
另一位不肯留下名片的医疗器材中介，试图证明产品可以减缓他的疼痛。听闻吴树梁已经肠梗阻，这位中介工作人员突然掩面冲进了洗手间，回来时红着眼圈，哽咽着解释：“肠梗阻已是癌症的后期了”。
吴树梁面无表情：“嗯，这我知道。”久病成医，他有丰富经验辨别这些推销者的可信度。但一听对方说“可以止痛”时，他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泛起希望。
4月23日上午，一位年轻的查房大夫说，这次拍的片子里，没有发现他肺部的肿块，并怀疑当初肺癌晚期的诊断。听罢，吴树梁却没有丝毫喜悦，他甚至懒得多做解释，“很多位专家确认过，不可能错”——多年病痛将他对生命的留恋都耗光了。
只有一件事，他始终无法放下——最近，一群身着警服的访客，带来了坏消息。“为户口续命”的故事曝光后，有关部门曾表示，吴妻的户口或许可以特事特办。但这次，前来拜访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委婉地告诉他，这是个“很难开的口子”。
“我非常理解。给我开了这个口子，那么多人怎么办？”吴树梁眼神中有些失落——这是他在搜狐记者面前惟一一次表露出情绪波动。
“死之前，成为深圳人”
在此前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吴树梁一直扼着死神的喉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不停地为自己设立活下去的目标：“死之前，我要成为深圳人”；成功拿到户口后，“要让儿子也成为深圳人”；如今，距离“让妻子也成为深圳人”的目标还有一年。
河南信阳人吴树梁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与深圳之间的距离——她本来就是个由移民造就的城市，“原住民”数量仅200万。“包容、有爱心”是他对深圳的第一印象。
2003年结婚后，他南下深圳，进入妻子丁维青工作的鞋厂，任采购员。2008年金融危机，他们所在的鞋厂破产。因为身体壮实又有巡防员的经历，吴树梁成为一名协警。这个群体被戏称为“临时工”，是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时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敬业的吴树梁赢得了多数人认可。一次斗殴现场，双方一共30多人，砖块满天飞。眼看情况恶化，吴树梁和另外3名同事只戴着头盔便上前阻拦。万幸警方及时赶到，控制住局面。
拼命的工作态度最终得到领导层的认可。2012年，吴树梁被评为“深圳优秀保安员”，并获得落户口的指标。
病床上的吴树梁，向搜狐新闻展示自己的深圳户口本
2012年年底，就在申报深圳户口期间，身体不适的他突然被“判了死刑”：深圳多家三甲医院将他诊断为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一家肿瘤医院的医生坦言，他的生命只剩3到6个月。
吴树梁开始了“生不如死”的抗癌之旅，明白了什么叫撕心裂肺。在最初的活体穿刺取样时，一根刺管从鼻孔捅进了他的肺部，灯管的炙热灼烤着呼吸道，他一点点感受到“肺被撕扯下一块”。
他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几乎不能行走，接受着各样查血、全身骨扫描、CT、核磁共振、肺内镜、基因检测等各类检查。中国每年新增近200万的癌症患者，作为其中一员，他的人生似乎已被规定了路线：一步一步，默默走向生命的终点。
但那时候他告诉自己，就算死，也要挺到成为深圳人之后。2013年6月，历经7次化疗、数次放射性治疗，花费近20万元后，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户口。
一拿到那个小本本，他马上开始为9岁的儿子申请户口。并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要等到孩子也成为深圳人的那一天。
10月份，儿子的户口通过批准。他长舒一口气：“如果孩子户口转不过来，我会很内疚。”
但他并不能踏实下来，妻子丁维青还没有获得户籍。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夫妻随迁的年限是2年。依据他原来的计划，只要坚持到2015年6月，他就能让爱人获得户籍。但2014年4月，深圳市入户政策调整为3年。这意味着，他"需要"活到2016年6月。
“老天爷安排我多活一年。”手捧深圳户口，吴树梁开起了玩笑。
户口的魔力
不要小看这一纸户籍。它仿佛有种魔力，有了它，一切都不一样。
“只有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才能申请领取低保。”吴树梁解释，“一人每月近1300元，儿子还能拿到一年3000元的助学补贴，母子俩能有个保障。此外，还能申请廉租房。”
廉租房是他来深圳后念念不忘的梦想——多年来，一家人一直租房住，身患癌症后，有房东忌讳不吉利，将他们赶出家门。两年半以来，吴树梁拖着病躯数次换房。他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再寄人篱下，哪怕是租来的。
此外，医保也大不相同：当初吴树梁发病时，每月2万元的常规治疗费用只能报销2000块。一年后，他获得了深圳户口，2万元能报销近90%。不过，后来病情加重，他只得继续自费支付医保外的高昂开销。
刚刚11岁的儿子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何父亲如此执着于户口。在2013年一篇名为《我的梦想》的作文中，他写下：“希望用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换爸爸活着”。硬汉吴树梁很少为疼痛落泪，却为此哭的稀里哗啦。
吴树梁见过太多户籍问题造成的骨肉分别——身边的同事多数是外地人，按照就学政策，他们的孩子在深圳读完初中就必须面临选择：要么回老家就读，要么支付高昂的学费去深圳的私立高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
户籍带来的痛苦和烦恼远超癌症。他知道自己还不能死，他要用生命为母子俩的未来俩保驾护航。
为了止痛，他经常要在夜间吃两次止痛药，但这依然无济于事。每月靶向药物需要近3万元，日常药物要1万元，半年下来便是20多万元。尽管有好心人的捐款以及亲朋好友的资助，可一家人依然负债累累。
更让他揪心的是，曾经在互联网上互相鼓励的病友们也一一离世。在微博上，吴树梁时常祭奠永远离开的朋友。
2014年初，在一个癌症患者的QQ群里，他认识了身患乳腺癌的歌手姚贝娜——在这个群体里，不存在明星或草根，大家都是同病相怜的人。姚贝娜那时很愿意和大家讨论保健和饮食健康方面的话题。
2014年12月25日，又一次紧急住院时，吴树梁给姚贝娜发了条QQ消息，告知自己住院了。当时，对方回了一个表示加油的“拳头”表情。一天后，姚贝娜也病情恶化入院，几个月后不幸离世。然而，那个“拳头”一直鼓励着他。
吴树梁曾在微博中拍下一张榕树根顶开地砖的照片，感叹“生命的力度”。然而，他强挺着的身体，正一步步转向衰弱。
吴树梁眼神中充满对生的渴望
前一段时间，他每晚都失眠，哪怕“坐着睡两小时”都是奢望。因为服用吗啡，他开始严重的便秘，经常一周拉不出，腹胀如球，甚至对吃饭产生了恐惧。曾经一顿能吃30个饺子、6个肉丸子的壮汉一度10天没有进食。如果能顺利排气，吴树梁就能进行下一阶段的腰痛治疗，但他无奈地感叹，“这屁大的事真的不容易”。
但他终究还是挺过来了。4月23日，他成功地排便，在医生的安排下，“吃了两小杯婴儿米糊”。这是他30个月来，迈过的又一个坎。之前，他自己已经击败了一次次医学的断言和常识，充满韧劲地跟死神搏斗着。
吴树梁说，等妻子拿到深圳户口后，下一个目标是让身体有实质性的好转，“和大家继续做深圳的义工”。
谈起儿子的未来，他依然提到户口：“儿子能能考上深圳大学，我就满足了。”一个原因是：深大毕业生在本地参加公务员考试时能够享受优先录取的政策。另一个原因是：外地高考生报考深大，需要一本的成绩，而本地考生只需要二本成绩。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看到那一天。但他要用生命为家人争取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