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上最后的“天吊户” 13户被困渔民与世隔绝(图)

2012-01-04 阅读数 277481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见习记者 陈炜

天吊户 洞庭湖 水上家庭 今日女报

2012年1月1日清晨,湖面上寒意正浓,老少渔民们执意相送的热情却让记者感觉到很暖。

2岁半的何泽浩在船舷边玩耍,忽然间脚下一个踉跄,小小的身子眼看即将冲出船身——说时迟那是快,记者身边的何召所果断出手,将系在船梁上绳索猛地一拉,便只见小泽浩如同荡秋千般被一股力量带回,稳稳地落到了船上……整个过程中,记者甚至只来得及发出“啊”地一声惊叫,足见何召所的“训练有素”。

这是2012年1月1日,记者在东洞庭君山后湖乌龙尾水域见到的一幕。而给学步期的幼儿在腰上系一根绳索以防其不慎落水,是包括何召所一家在内的、这里13户“水上家庭”的一大“特色”。

两天之前,当的士司机听说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一行要前往乌龙尾水域采访当地渔民时,倏地睁大了眼睛,蹦出一句:“你们除非坐直升飞机!那地方几乎与世隔绝呢!”

而亲临这片水域的过程以及达到之后的见闻,的确印证了这句“玩笑”:曾经的烟波浩渺已被一望无边的沼泽所替代,离了水的船儿寸步难行,13户渔民从而被深锁在了湖心。

唯一可以进出这片水域的,是一架酷似乡下常见的耕地机、而后边拖着一叶小船的特制交通工具。由于它是13户人家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生命线”,通常只有在面临集体“断粮”或老人、小孩突发疾病时才可启用,并且也只有何召所与其父何广金才懂得驾驶——所以,在被困乌龙尾的近三个月时间里,13户渔家、60多口人的生活几乎与外界绝缘。

记者就是靠这个特殊的交通工具才完成这段“不可能完成的征途”,来到了这群洞庭湖上最后一拨“天吊户”中间。整整三天两夜,没有明星扎堆闹腾的跨年晚会,没有汹涌人潮中里疯狂“血拼”,记者与渔民们吃住一起,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个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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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吊户

长期生活在湖区的渔民。他们以船为家,打鱼为生,岸上无房,家中无地,不属于任何单位和社区,没有户籍和身份证明,不能享受任何社会福利,被形象地喻为“吊在天上的人”。

A

腰上捆着绳索的小哑童

2012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何召所一早起床就开始忙碌,把一副崭新的挂历钉在船舱的木檐上,这个简陋的“水上人家”终于显出了一些些过年的气氛。

何召所55岁的父亲何广金迎接新年的方式则有些“神秘”——几天前,他特意托人,好不容易才从岸上买回了做祷告的工具。“仪式”开始前,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转过身用几乎不容商议的语气叮嘱记者:千万不能拍照。

何广金的儿媳陈传荣显然是看出了记者脸上的疑惑,把记者拉到一旁,讲述起发生在自家的故事。

两年前的腊月,乌龙尾干涸得有如当下一般。一天深夜,出生才6个月的何泽浩高烧不退,陈传荣与丈夫何召所驾着借来的机动船,绕过君山后湖,花了5个多小时才将孩子送到岳阳市人民医院。

陈传荣还记得,儿子在医院重症室躺了足足8天才出院,然而,回到家仅住了一个晚上,高烧便再次复发。夫妻俩只得筹钱再次借船赶往医院,孰料这次,小泽浩在岳阳市第一医院呆到第五天后,突然安静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对父母焦急的呼唤再无任何反应。医生告诉陈传荣,要救孩子,必须马上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

陈传荣说自己万万没有想过,第一次去到梦寐以求的长沙,居然是为了抢救孩子——出生于湖北洪湖一户普通渔民家庭的她并不是没想过以嫁人的方式来改变身份和命运,从而让自己的下一代也不再靠打鱼为生,但经人介绍认识何召所后,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就定下了终身。结婚前,何召所曾答应带她去长沙看看,但结婚至今,全家人的生计让这对年轻夫妇还没能喘过气来。

这年的春节,陈传荣和丈夫是在医院度过的。儿子再次进到重症室,又一躺就是整整14天,夫妇俩吃了两个星期的方便面。

更让人崩溃的事情发生在半年后,陈传荣发现,已经一岁两个月大的儿子不仅说不了话,耳朵也没有感应。送到医院检查后才得知,正是半年前的那场高烧导致了孩子的语言和听力障碍。

“我抱着娃儿哭了两天两夜。”回忆起当时的悲怆,陈传荣的泪水再次汩汩而下。

家里原本就够艰难的了,再添个又聋又哑的孩子,生活如何为继?但对于好心人“把孩子送福利院去吧”的建议,何召所与陈传荣断然拒绝。

2011年3月,陈传荣意外怀孕,这无疑应该算是件喜事,但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夫妇俩最终选择了放弃。至于理由,这个并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女人说得很朴素:“娃儿已经渐渐懂事,我们不希望他长大后觉得自己跟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从而担心会被家里人冷落。他是我们现在的全部,也是将来的全部。”停顿了一下,陈传荣继续说,“况且,医生说过他还有可能康复。虽然我们现在拿不出钱,但我相信,办法总会有的……”也就是从小泽浩患病后开始,每逢年节,爷爷何广金都坚持做祷告,希望保佑这个可怜的孩子能有康复的一天。

陈传荣向记者讲述起这些的时候,“小主人公”就在旁边玩耍,自得其乐,似乎所发生的这种种苦难都与他无关。如果不是腰上捆着的绳索过于“刺眼”,这个被父母坚持给予“全部的爱”的孩子,天真烂漫得于记者在城市里见到过的绝大多数孩子并无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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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广美(左)送记者上岸时巧遇债主之一——挂口镇某超市的李姓老板。面对账本上白纸黑字的记载,老段满脸羞愧,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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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岁女孩,没进过学堂门

34岁的段福闪至今尚未成家,而这对于乌龙尾水域的渔民来说,是件非常正常的事。但段福闪仍心有不甘,这不仅因为他身体结实,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捕鱼是把绝对的好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梦想改变世代相传的渔民身份——成家,是真真正正结束“水上漂”的第一步。

“打鱼,早就没有奔头了!”两杯酒下肚,段福闪断断续续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原籍江苏,4岁时随父亲段广美来到洞庭湖打鱼,没上过一天学,在父亲老迈之后“顺理成章”地子承了父业。

看不到奔头,皆因赖以生存的洞庭湖越来越贫瘠,“今年,能打鱼的时间只有两个月,相比前些年缩短了一半。”即便是在能正常作业的时节,收成也早不可与往日同语。

段福闪不是没想过上岸,换过一种活法。比如2009年,湖南省和岳阳市颁布的“惠渔政策”,让所有的“天吊户”渔民们看到了机会。

受“惠渔政策”影响,大多数渔民顺利实现了上岸定居和转产转业。然而,包括段福闪一家在内的乌龙尾水域13户渔民虽完全符合政策要求,甚至已在由政府牵线联系的建新农场购买了住房,却始终不能如愿正式落户岳阳市君山区。从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无法享受社保,甚至连身份证都办不到……

“如同阶梯爬了一大半,本以为快要到顶了,结果却滚了下来,又回到起点。”段福闪说,他深爱的女友,就是在满怀希望等待他上岸的那3年里,因最终扛不住失望而离开他的。

对于已经63岁的段广美而言,当下最揪心的还不是段福闪的终生大事,而是大儿子段福柱的两个闺女——15岁的段圆草和13岁的段圆珠,至今没有上过一天学。8岁的小宝相比两个姐姐算是幸运的,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被家人托关系兼花“巨资”(每年5000多远的学费+寄宿费,是渔民家庭几难承受之巨)送进了岳阳市郊的一所小学寄宿,只在放寒暑假时回船上与家人团聚。

春节将至,小姐妹俩告诉记者,她们不期盼新衣裳,只担心存粮够不够让一家人吃饱饭,顺利过完这个新年。

孩子们的担心并不多余。

去年这个时候,段广美见自己家和另外4户渔民家庭没米下锅,以个人名义在君山挂口镇赊了1500元钱的账,买米分给大家,才熬过了春节。而今年,一年下来有近10个月在坐吃山空,不仅置办年货成了奢望,还得找各种理由向打来电话催债的债主们央求延缓时日。眼下,他唯一的希望是在湖北洪湖帮人打鱼的段福柱能赶在年前回家,这才有可能让一家老小过个不饿肚子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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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直到临终,她都没能盼到结婚证

窄窄的船头上,3个小孩正在冷风中追逐戏耍,见有“陌生叔叔(指记者一行)”到访,他们也不怯场,对着相机镜头做出各种淘气表情。

船舱内,呈现于记者眼前的却是另一种气氛:63岁的刘培英抱着未满周岁的孙女兰兰,一双开裂的老手不时地在孩子冻得通红的脸蛋上摩挲,时而又把孩子的小手举到嘴边呵气……尽管这样,孩子依然大哭不止。刘培英也哭了,老泪纵横地告诉记者,自己和兰兰都已经感冒好几天了,却只能扛着,因为“就算有钱看病,轻易也上不了岸啊。”

刘培英共育有三儿一女。此刻,三儿媳、即兰兰的母亲周后娥,正与老人26岁的女儿高船响一道在炕上相依而坐,靠单薄的被子来抵御严寒。

“如今没有鱼可捕,何不上岸打工补贴家用?”

周后娥与高船响一同苦笑:“我们没有身份证,不要说打工,就是出个远门都不容易。”男人们倒是都在外务工,但也只能帮人打打鱼,因为同样无法在陆地上找份稍微正式点的工作。

最困扰这两个年轻女人的是,结婚三四年了,由于落不了户、办不了身份证,自然也就无法办理结婚证。

这种情况不是特例。女人们争相数给记者听:如果不花钱找关系,孩子就上不了学;年轻人无法另谋职业,甚至不能拥有到合法的婚姻;体弱多病的老人也享受不了社保……这些现实困难,让包括自家在内的、普遍拮据的渔家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刘培英还记得,有一年,儿子们打工未归,她将仅剩的10元钱全部买成肉,每天往用枯萎的芦苇叶熬成的汤里撒上一星半点——就这样,带领家中的女人和孩子们过了个春节。“儿子想寄钱回来都不可能,因为没有银行卡,也没有地址。”

加上新添的小孙女,刘培英膝下共有4名孙辈了,其中最大的6岁,都成了新一代“黑户”。刘培英最心疼的是二儿子高船友所生的高志强,这孩子1岁那年被玻璃碎片扎伤眼睛,因延误了治疗时间,最后不得不被摘掉一只眼球。前两年,高船友夫妇又先后因血吸虫病去世。

老二两口子治病所欠下的数万元债务,如今正有如大山一般压在刘培英老迈的肩头。老人家始终无法释怀的是,由于没有身份,两人的骨灰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而智力有障碍的二儿媳段福翠生前无数次念叨过的结婚证,至死都没能看到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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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簿上,清晰地记载了这13户渔民身份的尴尬。

D

款待记者的4个菜,来自4户人家

记者此行采访的渔民中,56岁的段广玉是为数极少自称能够识字的。在向记者索要名片后,他端详了好一会,才语气犹疑地念出记者的名字,引得妻子沈家荣在一旁哈哈大笑。

段广玉祖籍江苏。与这片水域的许多渔民一样,他也是跟随上一辈辗转多地之后,才选择在洞庭湖湖面上落脚的。而这一“落”,至今已30多年。

在与沈家荣的交流中,“上岸”是记者听到最频繁的词,至于“什么时候能够上岸”,目前没人能给她回答。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执著,这份执著,或许源于女人骨子里对于有个“安定的家”的深切执念。

更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为自身考虑,也是出于一名母亲、一名祖母的担忧:“我女儿出嫁已经7年了,由于没有‘身份’,一直领不到结婚证。外孙女5岁,也因为上不了户,恐怕连学都会没法上……”沈家荣说,她女儿跟随女婿在天津打工,因拿不出身份证,连份扫地的工作都找不到。3年前,女儿从新闻里看到湖南颁布了“惠渔政策”,连夜坐火车赶回岳阳,可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去办理身份证时,却遭遇到未曾想的难题:由于建新农场与君山区相关部门拒绝接纳他们为辖区居民,那张本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人手一张的小小卡片,仍旧与他们无缘。

沈家荣把户口簿递给记者看,与之前记者在其他渔民家里看到的一样,地址一栏均显示为“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无居委会”。

“这与我们之前的‘天吊户’身份有何区别?”这样的尴尬身份,意味着“沈家荣”们无法享受国家给予的任何公共福利。

“现在,农民都能享受医保,甚至有养老金,而这些政策,与我们没任何关系。”段广玉说,去年沈家荣因血吸虫病引发脾肿大,治疗花了3万多元,拿着发票去求助当地渔政部门,最终只给报销了600元。“我就是把全部家当抵给鱼贩子,也还不清债务了。”

临近午饭时间,听段广玉提出留记者吃饭,沈家荣面露难色。好半天,饭菜才上桌。一位渔民悄悄告诉记者,桌上4个菜分别来自周边4户家庭的“慷慨支援”——记者举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中,久久没能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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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落叶归根,希望能把根扎在岸上

2011年12月31日清晨,因一场夜雨,泥沼地被覆上一层浅浅的水面。段福闪表情稍稍有些放松,因为可以划船送记者去附近渔民家探访。

73岁的段广金是记者在乌龙尾水域见到的最年长的渔民,邻居们都担心老人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年轻时的段广金绝对称得上是名“铁打的汉子”,年近古稀时还能一手从湖里拽起好几十公斤重的鱼;还能一天喝下一斤多白酒;唱起号子来,几公里外的水域都能听见……更为周边渔民称道的,是段广金的重情重义:老伴中风十多年,他一边打鱼一边细心照顾,不离不弃。有次,他捕获到一条十多公斤重的鱤鱼(在洞庭湖水域颇为少见),却硬是拒绝鱼贩子的高价收购,献宝似的熬成汤端给病床上的老伴……

然而,自从老伴3年前去世后,段广金的身体也跟着垮了。“他1年前被查出有肝硬化,现在,估计发展到肝癌了。”何召所告诉记者。

记者的到访,让原本正躺在四处漏风的船舱里呻吟的段广金艰难地从冷铺上爬起来,又在记者的帮助下,费劲地撩起裤管,露出他那双高度浮肿的小腿——轻轻一按,便有拇指大的肉坑呈现,久久不能复原。

“你们下次再来时,或许就看不到我大哥了。”站在段广金身后的段广银,辛酸地冲记者说道。

兄弟俩的船靠一块窄窄的木板相连。自段广金病后,全靠弟弟与弟媳马长英照顾。“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哥哥先饿死。”兄弟情深,无需更多语言表述。而其实,现年66岁的段广银,境遇并未比哥哥好多少——几年前,他也刚从“鬼门关”打了个来回。

“我患的是脑瘤。”段广银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向记者展示手术遗留下的巨大伤疤。能活到现在,段广银对比邻而居的渔民们充满感激,“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欠鱼贩子几万甚至十多万元债务”,但邻居们在得知他的病情后,还是自发地为他捐了款。同时,马长英与儿子商量后,偷偷卖掉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渔船。

“我要事先知道(指卖船)的话,是肯定不会答应的。”如今说起,段广银还一脸愧疚,“我们这些人,无法上岸,如果还没了船,不就等于连立足之地都没了么?!”

据段广银说,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多亏身边亲人和邻居们不离不弃与仗义相助。他在病情稳定下来后,又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建成现在这个“新家”,虽然小而寒酸,却是渔民兄弟伸出援手、一柴一木搭起来的。

与记者接触到的其他渔民一样,段家两兄弟也都渴望能够真正地上岸落户,住进政府安排的安置房里,“能够有一抔黄土作为最后的归宿,我们兄弟也就此生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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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2012年1月1日一大早,渔民们就坚持要将记者送走。理由是:一旦有老人或孩子突发疾病,“耕地机”就得被“征用”好几天,那么,记者也将被困在乌龙尾里,没法上岸。而湖面上风大,记者这样的“城里人”在他们看来身子太单薄,“待久了会扛不住的。”

这份善意,记者没法拒绝,况且,记者的到来已经给这些朴实的渔家增添了太多麻烦。最起码,为了在这三天两夜里“拼凑”出勉强堪以待客的饭菜,只怕就已经动用了不少人家中原本就寒酸得可怜的年货储备。

临行前,记者提出为渔民们拍摄一张“大的全家福”。拍摄地点选在何召所家的渔船上,附近渔家方便赶来的男女老少都来了,而且,换上了他们最好的衣裳。拍摄现场是自记者到来后少见的热闹,这让记者的心里有了一丝宽慰:至少,我们的到来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些过年的气氛。

其实,我们原本还想带去更多。在记者抵达乌龙尾水域并电话汇报了这边的情况后,报社领导曾计划派员送来慰问金与一些过年物资,但被渔民们坚决拒绝了。并不是他们不需要,而是因为考虑到“报社的同志们进出一趟太危险,而且眼下的光景随时可能变天,一旦天气变得恶劣,连人身安全都可能有问题。”

记者登上“耕地机”后回望,不曾预见地看到,那些这3天里采访到的、有过一面之缘的甚至全无任何印象的老少渔民们,都自发地站在船头冲我们殷殷挥手。

“再见!”绝不是记者的客套之语,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带着那张珍贵的合影,也希望能带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与祝福。

新闻链接:

“阳光”何时普照到这最后的“天吊户”

2008年,洞庭湖上“天吊户”一族的生存艰难曾一度被当地媒体关注,引起湖南省、岳阳市等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据2008年12月召开的湖区捕捞渔民解困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当年我省湖区共有捕捞渔民13344户、44982人。按户籍划分,来自本省的有12481户、41854人;来自外省的有863户、3128人。由于历史遗留的种种原因,他们面临居住条件差、社保程度低、培训教育难等许多困难,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仅占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51%。

2008年底,省里特意出台了九条新政策,即渔民们所称的“惠渔政策”,如帮助渔民上岸定居,由省、市财政补助每户2万元,其中省财政负担1.5万元/户;按照尊重历史、体现自愿的原则,为所有无户口渔民免费解决户籍问题;将有城镇户口的困难渔民和孤寡老人全部纳入城镇低保范围,对农村户口的困难捕捞渔民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保尽保,并将渔民们纳入农村合作医疗、血吸虫防治、大病救助范围;优先安排捕捞渔民子女就读入学,对困难捕捞渔民子女给予教育救助金扶持,寄宿就读的由当地财政给予适当生活补贴;技术培训与提供公益性岗位并举,出台多种优惠政策支持渔民转产转业;清理涉渔收费,减轻渔民负担;对一些特殊困难的渔民给予临时救济,等等。

2009年的2月3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困洞庭湖区捕捞渔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湘办发[2009]3号),进一步明确了解困工作的各项实际操作内容,把解困工作纳入省委省政府2009年“为民办实事”考核内容,同时把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

一系列“惠渔政策”出台后,洞庭湖上的“天吊户”渔民中有绝大部分被当时指定的单位接收落户,而唯独东洞庭君山后湖有60户、近300名渔民(乌龙尾水域的13户渔民只是其中代表),虽然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也通过政府部门帮忙购买到了安置房,但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没能真正落下“户”来。这导致他们的生活始终脱离不了最初的艰难境况:依然无法享受社保和医保;孩子依旧面临上学难;适龄青年领不到结婚证,不能外出打工,也无法在银行办理存取款等基本业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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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上的生活用水是这么来的,只是稍做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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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谭里和(后排右一)、李炜(后排左一)与渔民兄弟合影,纪念新年,也纪念这段难忘的相遇。

记者手记

文/谭里和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记者自身恐怕也会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文人笔下烟波浩渺、富饶美丽的洞庭湖,居然会有如此干涸贫瘠的一隅,甚至滋养不了区区13户子民?!

三天两夜里,记者踏访到了11户渔家,哪怕湖面上的温度已低至零摄氏度,也没有在哪一户渔民家里看到过哪怕一个小小的暖炉。入夜后,孩子们被早早塞进被窝,大人们则在逼仄的船舱里来回踱步,因为脚冷,同时也在为明天的生计发愁。

记者至今保存着出发采访时妻子发来的短信:“上船前记得多买几瓶矿泉水,湖里的水怕有血吸虫。”当时,只当是女人爱瞎操心。但亲眼看到渔民们睡前用污渍斑斑的塑料桶直接从浑浊的湖中取水,再把一大块明矾丢进桶中净化,次日一早便直接用来洗漱和做饭后,记者承认自己真正被惊吓到了。渔民们说,这个冬天还不是他们遇到过的最恶劣环境——2008年的冰雪天气里,连这样的水都需要砸开厚厚的冰层才可以取到。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几乎每个人都患有血吸虫病。

如此这般,渔民们何不选择离开?

“打鱼时湖里有鱼,休憩时岸上有家”是他们最理想的生活愿景,而从理论上来说,记者采访接触到的渔民也都实现了这个梦想——由政府出资给购买了安置房。可为何还是上不了岸?

事实是,这60户渔民没能得到真正妥善的安置。“安置房离我们打鱼的地方有三四十公里远,加上户口也没有着落,叫我们如何上岸?”每次记者提起这个话题,渔民们的答复透着惊人一致的落寞与无奈,“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身份,真上了岸也没法生存……而在这里,在湖里,至少每年还有两三个月有鱼可打……”

就在记者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网上有两条新闻让记者的心情更为纠结:从2012年1月1日起,购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购票者需凭有效身份证件;另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湖南部分地区在未来几天将出现较明显的雨雪冰冻天气——不知道,那些为了全家生计而不得不远赴异乡打鱼的青壮年渔民该如何回家,让一家老小可以过个不用饿肚子的春节;也不知道,那些两天前刚刚在湖面上话别的老人与孩子,是否还安好?

文/陈炜

在亲身前往乌龙尾水域采访之前,记者对于那里的渔民生活状况的设想是: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总该能自给自足吧?然而,三天两夜过后,记者为当初“轻率的估计”有些羞愧。

在与渔民们一同生活、共迎新年到来的时间里,令记者最感到心酸的是段福闪的两个侄女——段圆珠和段圆草。很难想象,阴暗湿冷的渔船货舱居然就是这对花季姐妹的闺房:货舱里虽然没有窗,可单薄僵硬的被褥光是看着就知道仍然难以提供足够的温度;货舱里也没有灯,每天清晨,姐妹俩不得不摸着黑,用一宿都没能焐热的手颤抖着穿衣梳头……

一天中,姐妹俩最翘首以待的就是晚上用餐的时刻,因为可以被允许看两小时电视——这对于依靠风力发电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且供电极不稳定的水上家庭而言,是件极其奢侈的事情。相应地,在大多数家庭,任何家用电器都可以被划归到“奢侈品”的行列。

这里的渔民,无论男人、女人或是老人,抽烟、喝酒都是共同的爱好,也是排忧解闷的途径……

所幸的是,生活虽然艰辛,但渔民们仍然不甘轻易放弃。最起码,他们想到了“抱团取暖”——来应对寒冷的冬天,来应对严酷的生活。正如段广美举例告诉记者的:无论谁家靠赊账买回一点大米,都会主动分给其他无米下锅的人家;无论谁家来了客人,邻居们也都会无偿奉上自家餐桌上当天最好的菜……“生活已经这么艰难,如果大家再不团结,那这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说实话,直到听段大爷讲到这里,记者才深深理解到这名63岁的老汉在儿子婚事没着落、两名孙女失学在家、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被债主群起追讨的生活现状下,何以还能对生活始终抱有乐观、向上的态度。作为一家之主,生活的维系,责任的担当,众邻的帮衬,使他对未来的生活理当并必须抱有希望。

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么?这个问句的流行度早已不再了,但记者比曾经的任何时刻都更加虔诚地期盼它能够应验,应验在洞庭湖上那最后60户“天吊族”们的身上。

 

 

 

  天吊户 洞庭湖 水上家庭 今日女报 今日女报/凤网 谭里和/陈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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