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富豪吴英生死劫 二审量刑五大争辩焦点

2011-04-14 阅读数 514245

吴英 女富豪

日前,吴英案二审,再次引起舆论的关注。在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二审吴英能否免死成为最大的悬疑。

  《刑法修正案》带来“生机”

  去年夏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曾经给处于二审延宕期的吴英,带来一线生机。今年初,《刑法修正案 (八)》通过,13项死刑罪名取消,吴英头上的集资诈骗罪却并不在免死之列。因此,吴英案的二审,被舆论普遍看做检验司法文明以及能否为民间金融松绑的标志性事件。

  近日,有很多声音在呼吁二审吴英应该免死。如《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认为,民间金融不可遏抑,严惩吴英不合时宜。文章称,“无论此前已经有了多少个祭旗者,中国民间金融与地下金融现象愈演愈烈,本身就说明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限制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检方以不合时宜的严刑峻法,试图建立没有地下金融的乌托邦社会,事实上是在拖市场经济发展的后腿。”《上海商报》也发表社论认为,吴英案应该再次促进民间融资清晰立法。有的观点则认为,吴英的罪名背后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与垄断色彩。“在这个过渡的时代,为吴英这个带有过渡性质问题的人留下一条活命。”

  总而言之,舆论关于吴英案二审的问题上,均倾向于以民间金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希望二审法院能够给吴英一条生路。这与最近药家鑫案引发的社会争论,可谓反差极大。有关药家鑫案,凡是主张迎合世界文明的潮流废除死刑者,均在网络上收到了大量的砖头和口水。尽管,吴英案也偶尔会被牵涉入这场辩论之中,然而,为吴英辩护、呼吁吴英免死者却较少受到质疑。表面的原因在于,药家鑫身上有人命,而吴英主要是涉及钱的问题。公众很难对恶性杀人犯宽恕,而对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取消死刑,则能够理解、容忍,并且也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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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关注审判结果是否公平正义

  然而,问题在于,同样是两个可能会被判死刑的人,公众为什么又都体现出同样的焦虑?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主张判药家鑫死刑的同时,又认可吴英免死呢?人命不都是同样宝贵的吗?如果是基于对生命权利的珍视,那么,这两条人命都不应被判死刑;如果公众真是嗜血如命,那么,暴戾者或许都会主张把这两人杀死。

  当然,我并不认为,大多数公众在这同时发生的两件案件上,发生了精神分裂,或者在执行双重标准。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或许在于,民众关注的并非两个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而是在审判过程和结果中能否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在药家鑫案的争论中,很多公众的死刑主张,其实是担心媒体或者一些人士的言论和观点被药家鑫方所利用,并进而影响案件的判决,从而不能令受害者张妙及其家人获得应有的公正。而在吴英案中,大家为吴英所打抱不平的则是,严厉而滞后的法律,可能会令吴英获得不公正的审判。

  与药家鑫案不同,吴英案已经一审,其既有适用法律在立法环节的公平缺陷,也有司法程序中量刑不公的嫌疑。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可谓进步多多,但是,也留下了不少尾巴。如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都已经不用被判死刑,而与其相类的集资诈骗罪则仍然保留死刑。按照官方的解释,取消死刑的这些罪名或者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或者发案率极低。这就反映了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立法理念与司法实践的矛盾。刑法修正案一方面实际上是认可了经济性犯罪非死刑化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以犯罪行为是否普遍作为量刑界定的一个标准,这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法律要体现公平与正义,应该就罪行本身的严重程度而论,不应该视犯罪现象的多寡而决定,“法不责众”与“严法责众”,恐怕都难以令公众信服。

  在刑法修正案这一立法环节就埋下了吴英案公平性缺失的种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戴在吴英头上的罪名—集资诈骗罪仍然保留死刑的最重要目的,或许就是为了“震慑”。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发案率很低,所以,死刑的震慑作用不明显,而在民间金融活跃的江浙一带“非法集资犯罪”则仍然处于“高发”。就在吴英被捕入狱之后,在浙江还出现了“丽水吴英”、“台州吴英”、“温州吴英”……

  关于吴英案,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郁光华认为:“从法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刑事判决对民事救济所造成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是法律在发挥着信号功能,对于其后的经济行为起到威慑作用。”法律当然需要有足够的震慑力,否则就没有权威可言。但是,司法更重要的是体现公正,包括对一个人的处罚,也应该是遵从“罪有应得”的常识。我们不能如过去那样为了震慑偷鸡行为,而用刑律规定偷鸡者一律斩首。很明显,经济性犯罪非死刑化已经推开,而集资诈骗罪仍然保留死刑,那么,这样的“震慑”固然有效,但是,其公正性的缺失对立法和司法权威的伤害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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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慑”动机令人质疑

  既然在立法层面已经以“震慑”为要务,那么,在司法实践等诸环节,以“震慑”为目的逮捕、起诉和宣判,也就会顺理成章地出现。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在某一桩案件的当事人,本来可以适用非法集资罪,最多判十年,但是,当地为了起到杀鸡骇猴的震慑作用,就从重判个集资诈骗罪,以死刑待之。

  吴英案所经历的一切司法程序,不知道是否存在“震慑”的动机,在客观上,吴英案的判决,却在当地起到了极大的震慑效果。

  据4月12日《法制日报》报道,据浙江大学民间融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统计,从2008-2011年2月期间,在吴英案的发案地—浙江省金华市,非法集资案件的收案数发生了较大变化:2008年,金华市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7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1件;2009年,这两类案件的收案数达到顶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34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5件;此后,此类案件收案数急转直下,2011年1-2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1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0。值得注意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两类案件从高转低的时间段,正是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的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即2009年12月。

  而结合吴英案的案情,现在舆论普遍质疑的也正是,吴英案究竟是正常的民间融资,还是非法集资,亦或是集资诈骗。因此,这需要二审法院,真正从吴英案的事实出发,只关注这个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要考虑判吴英死刑或者免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吴英案二审最需要的是一个公正,而不是所谓的“震慑”。这个公正蕴含了太多复杂的因素,民间金融所承受的制度不公、法律本身的不公乃至司法程序中存在的不公悬疑。

  公正是司法制度最基本的职能,不管怎样,我始终相信,一个能够提供公正的司法体系,也一定饱含着人性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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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二审量刑五大争辩焦点

“尽管当时法院以证据确凿为由,建议吴英不要进行上诉。但两位无罪辩护的代理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及吴英本人一直不认同法院的认定。所以,一审结束后,他们就积极进行了上诉,并为二审作准备。”昨日,一位长期跟踪此事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说,“至去年7、8月,他们就确定了上诉的种种理由和质疑。从目前情况看,二审审理进程和当初预计的情况未有太大差别。”

在沸沸扬扬传了近一年之后,今年4月7日上午9时许,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据称,控辩双方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法庭辩论,于当天下午3时多庭审结束,但法庭没有当庭作出宣判。

但据媒体报道,在二审过程中,吴英主动承认犯了当初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所侦查认定的“非法集资公众存款罪”(量刑最高10年)。此举让当时律师和吴英的父亲 “没有想到”。对此,张雁峰对本报记者说出了当时法院时的细节,“当时,法官曾问她,这是不是吴英的一种策略。吴英当时的回答是" 真诚悔罪"。但我们当初认为,这一罪名应同样不予承认,或许,这也是吴英期求减小量刑的表现之一。”

“我们论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张雁峰进一步对记者详细解读,“第一,集资或借贷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第二,吴英是否使用欺骗借款人的手段;第三,吴英的债权人是否能被认定为"社会公众";第四,吴英到底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是以借款为目的;第五,我们认为,吴英本身是诚信的,在事发前,其仍在对债权人还款。”

对于这五大争辩焦点,东南大学法学院张马林律师一一解析,“首先,如以单位罪认定,吴英的个人行为只是非法集资其中的因素之一,其公司本色集团也将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个人行为,则意味着,吴英的种种举动是影响案件的惟一因素。显然,前者的量刑小于后者。其次,欺诈行为主要分为虚构重大事实和隐瞒已存在的重要事实,需要指出的是,案件这一点上争论的问题是,吴英到底是主观上本身的认识错误,还是明知相关事宜是错误的,却仍向投资者灌输其错误理念。再次,对于债权人的认定,这需要看主审法官的意见,因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社会公众"的认定是相对的,比如,到底多少人数能达到"社会公众"的标准。另外,在非法占有和借款这两个目的的区分上,同样需要主审法官来判断,打一个比方,一位消费者为了自己的房子向朋友借款,在买房之前却将借款买房的钱先花掉了,但这并不能说明,没买房子就意味着对借款人的钱进行了非法占有。”

“案件代理律师如果能在上述争论焦点中的取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吴英就有改判的可能了。”张马林称。“从影响上看,该案件早已超越了案件本身。因此,法院在作出二审判决时,肯定会适当考虑舆论的情绪,尤其是,一些受害人的情绪。”吴俊锋称,“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张雁峰说,“吴英、吴英的父亲和我均认为,改判的可能性较大。且改判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罪名不变,但更改量刑;一种是罪名和量刑均有改变;还有一种是无罪释放。但最后一种的可能性很低。”

 

女富豪吴英

女富豪吴英狱中撰书 政府多人求判其死刑

【《黑天鹅》没有结局】

消息称,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对此一审法官不置可否。

  吴英的命运,在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前途未卜。

吴英1981年生于浙江省东阳市。作为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年纪轻轻就创造了“传奇富姐”的资本神话。

吴英究竟因何,引得东阳市一些人联名要求处其死刑?

从第一家美容院开始做起,吴英从2000年到2006年先后投资成立9家公司,很快身价数千万元,并梦想打造她的“本色”商业帝国。

随着2007年2月10日吴英被刑拘,这个梦想也被搁浅。

  据悉2007年1月24日,吴英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其间透露了一个商业机密:市场盛传她斥资两亿元,购买了当地世贸城三层700间商铺的消息是假的,是别人在炒作。吴英认为这是把大家骗进来,抬高房价。

  这件事,有人认为吴英年轻气盛、意气用事,不可避免得罪了一些人。

  此后,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拘。而这时,她靠民间借贷支撑起来的商业帝国,也迅速出现资金流断裂的状况。过去将数亿元借给吴英并坐吃高额利息回报的贷款人,开始纷至沓来,要求还款。

  吴英也因此在一审判决中,因集资诈骗罪获死刑。

  现在,吴英已将她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名为《黑天鹅》,希望可以以上诉书的名义从看守所中传出来。“我看了,写得挺有文采。16开的一个本子,里面写满清秀的字迹。”律师张雁峰说,“与上诉书不同的是,文学的色彩很浓,用的是‘谁谁谁奸笑着跟我说’这类的字眼,写了她从经商开始到现在在看守所中的经历。”

  目前,吴英命悬一线,《黑天鹅》仍是一部没有结尾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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